我叫郝小草，生在谷雨，死在冬至。
1974年的春天，春河水刚化冻，岸边的草芽嫩得能掐出水。
我在家里生的，出生的第二天，爷爷蹲在灶台边“吧嗒吧嗒”抽完三锅旱烟，磕了磕烟袋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就叫小草吧，经得起踩踏。“
太爷爷郝义三的相框一首挂在东屋墙上，玻璃不知什么时候裂了道缝，奇怪的是，其他人都看不到。我们这辈人里，只有大哥被太爷爷的手摸过。母亲说，那时大哥红得像只剥了皮的兔子，眼睛还没睁开。
六岁那年，父母带我回柳林乡，村头大槐树下没牙的老疯婆子抱住我说：“丫头啊，你太爷是个好人，当年我死乞白赖地想要嫁给他，可惜喽！”
我那时还小，听不懂。
老太太掐了我一把，恶狠狠道：“死丫头，遇事儿想开一些……”
我哭了，疼。
母亲慌忙把我拽走，说她是个装神弄鬼的疯子。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她，却始终记得那双藏在松垮眼皮底下的眼睛，那双眼睛亮得像烧红的炭块迸出的火星，多年后仍在记忆里灼痛。
我妈是个好人，和千家万户的妈妈一样。
她是盏灯，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静静亮着、温暖着。她的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而是融化在生活褶皱里的细碎温柔，是清晨炉钩子碰着炉膛发出清越的声响，是晾衣时自然抻平每个衣角的习惯，是听父亲和哥哥们抱怨时，永远先点头再轻轻“嗯”一声的耐心。
她的爱像空气，存在得让我时常忘记。
我知道，未来某一天，当大哥、二哥或小弟在街上看到某个老妇的蹒跚背影，突然就会迈不动步子，那声“妈”在喉咙里哽咽。
我爸常年蹲在街边修车，背影像块被岁月磨圆了的石头。
他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，左胸口的字迹在我记事起就己模糊不清，看不出是哪个厂子的标识。他袖口黑乎乎的机油亮得能照出人影，手指甲缝里的污垢怎么也洗不干净。
每年冬天，父亲的手就会裂开无数个细小的口子，像极了电视纪录片里干旱的土地。
我赚钱后，常给他买药用胶布，他说贴上几天就好。可我后来发现，那些伤口好了又裂，裂了又好，反反复复。于是买了一盒上海牌蛤蜊油，再三叮嘱他每天涂抹，用完了我再买。
父亲是个老实人，可打起人来也很疼，大哥说的。
大哥每次挨揍，几乎都是因为二哥闯祸，结果他背锅。大哥壮得像头熊，性子却像嚼竹子的熊猫；二哥一副白兔相，骨子里却是头狼。
所以，母亲常骂：“随你老舅，牲口！”
十二岁那年，我们跟着母亲回双城堡姥姥家过年。我对老舅的印象很深，他总是叼着烟卷儿蹲在门槛上，笑时露出被旱烟熏黑的牙。那年的大年初三，我发高烧，老舅连夜蹬了二十里的三轮车送我去卫生院，车链子掉了三回，至今耳边还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。那时我才发现，自己和母亲都不对，狼也有舐犊的时候。老舅也好，二哥也罢，他们看似玩世不恭的外表下，藏着颗柔软的心。
小弟生下来就会笑，母亲常说三岁看老，可我看了十西年，还是看不透这小屁孩儿。他是我弟，我想让他好，盼着他好，于是便把他折成了纸船，一只只放进春河，载着我的期盼，漂到我没去过的遥远地方。
这瓶敌敌畏我买了两个多月，最终让我喝下去的原因，是大夫说我怀了孕。
我恨死了那三个畜生，也没脸再面对家人、朋友和未来残破的人生。
爷，对不起，小草经不起踩踏。
我攥着赭红色的药瓶，想起北山上熟透的野浆果，这让毒药竟带着甜丝丝的错觉。最后一滴液体滑进喉咙时，风雪卷走了我指间的遗书，我想去追，己经无能为力。柳林乡老疯婆子的话在耳边回响。
雪粒子打在脸上，渐渐盖住了最后一口热气。
恍惚间，我看见了太爷爷相框上的那道裂痕，原来不是玻璃裂了，是他隔着岁月在对我笑。
怪不得，怪不得其他人都看不到。
（全书完）
ps：因为看这种题材的读者少，评分始终上不来，求看完的朋友，给本书一个五星好评，感谢！
关于郝家祖辈的故事，请看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关东！关东！》
